工商皆本是什么意思

工商皆本是明代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提出的学说。这一观念直接肯定了工商业在社会容财富的增值过程中具有与农业同样重要的地位，使全社会达到货物畅其流，“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这一观念将会起到解构传统农业社会“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念，从而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为手工商业者发展自己的事业提供新的哲学论证。。

士农工商是古代四种民众的总称，古代所谓的四民是指做官的、从农的、百工、经商的。读书为先，农次之，工再次之，商人最后。由此可见，商人是最没有地位的。

在春秋战国以后，士大夫阶层地位不断上升，官僚阶级逐渐发展壮大。秦亡以后，汉朝奉行儒家学说，汉武帝更是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读书与做官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得读书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士的概念也在发生改变，军人被划分为军籍，而士则专指士大夫与读书人。就这样，有文化的官吏替代了军士，成为“士农工商”的榜首。《神童诗》中一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是被无数人奉为金玉良言，直到现在依旧被人传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立国之本，极度重视农业。《仓律》规定从事农耕生产官府奴婢，二至九月农忙时节，每人每月可增加半斤口粮，以激励人们从事农桑，确保农业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在名义上自然要给予农民较高的地位。

从对于经济的贡献来看，商人显然要比工匠高，然而统治者却有自己的考虑。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像管仲一样出身商贾，大部分的士大夫打心底里鄙夷商贾，认为他们是祸国殃民的逐利小人。商人较强的流动性以及它对于百姓的吸引力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即使商业对于繁荣国家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依旧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随着后世对于四民制度的重新构建，士农工商从对于平民的划分转变为尊卑排序。在户籍制度出现并完善以后，四民制度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概念，不过统治者显然是需要这种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