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论文【通用3篇】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这里的3篇医疗纠纷论文是宣传员小编为您分享的医疗纠纷论文的相关范文，欢迎查看参考。

医疗纠纷论文范文 篇一

随着医疗美容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医疗美容术不断地被世人认可、接受，由医疗美容导致的纠纷也呈上升趋势。作者概括介绍美容医疗纠纷的现状及原因，提出可行性的防范措施。对预防医疗美容纠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医疗美容纠纷概述

1.1美容医疗纠纷现状近年来随着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大幅提高，人们对美的追求日益强烈，我国的医学美容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虽然，医学美容的主观性是积极的，但是由于社会背景不同，接受的教育层次不一，个体和心理因素差异较大，对美的认知标准也相差甚远。故在对美容就医者个体差异及社会环境不了解的情况下盲目开展美容治疗，会导致医患之间的纠纷。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美容机构已逾百万，从业人员也已达数百万，然而10年来，我国已发生各类美容毁容案件20多万起。2003年全国一、二、三级医院发生的医疗纠纷(包括医疗美容纠纷在内)与2000年初比普遍上升。其中三级医院上升17.9%,二级医院上升34.7%,一级医院上升12.9%,其他未评定等级医院上升4%。医疗纠纷成为国民投诉最多的项目［1］。因医学美容行业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行业，故也是美容医疗纠纷逐年呈上升趋势的一个原因。

1.2美容医疗纠纷原因医疗美容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因素。(1)医源性因素：首先是医疗美容机构方面的原因，表现为管理不力、技术薄弱、设备简陋、虚假宣传等；其次是美容医务工作者方面的原因，表现为服务态度差、缺乏与美容就医者沟通意识、美容技术低下、经验缺乏、医德缺失等因素。(2)非医源性因素：首先是美容就医者方面的原因，由于美容就医者及家属过失导致的纠纷，表现为有意或无意隐瞒病情或病史，美容受术者因缺乏医疗美容知识，术后护理不当，造成毁容等不良后果，更有甚者，有的美容就医者有意嫁祸栽赃医方而引起纠纷，以达到拖欠或拒付医药费甚至索赔的目的。其次，是由社会环境引发的原因，如医疗美容主管部门监管乏术给医疗美容纠纷的发生留下隐患；不客观的新闻媒体的报道导致社会对医疗美容行业不满情绪增加、规范医疗美容行业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均是引发美容医疗纠纷的原因。当务之急针对美容医疗纠纷的原因提出可行性的防范措施，对预防、减少美容医疗纠纷的发生具有深远意义。

2美容医疗纠纷的防范措施

2.1针对医方的预防措施(1)加强医疗美容机构的管理，重视医德医风建设：病人在医院所得到的服务过程的优劣，管理起主导作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杨威容教授曾说“在美国，90%的纠纷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服务，流程管理得好，大部分纠纷是可避免的。”国内调查也发现，病人对医院的抱怨，七成是与医疗品质无关，而与服务品质相关［1］。这就要求在医疗工作中要贯彻“以病人为中心”。领导要高度重视医疗美容安全工作，将防范医疗美容纠纷纳入医院目标管理，作为医院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2］。①严格美容医疗查对制度：要求医务人员把查对意识和医疗责任结合在一起，贯彻于医疗活动中，成为医护人员的基本素质；②执行美容医疗检诊制度：漏诊是由于诊疗经验、技术和责任心等综合因素造成的。美容医疗管理有接诊、三级检诊、大查房、会诊及病历讨论等制度，严格执行这些制度将会使误诊率、漏诊率降低；③健全美容临床病历管理制度：从病历的书写到病历的归档，美容医院应有一整套病历管理制度，可减少美容医疗纠纷。因病历在司法程序和行政调解中充当不可或缺的证据作用，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及时解决医患纠纷，减少医患纠纷发生，维护医患权益；有利于提高美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促进美容医学科学的发展。④完善美容医疗仪器设备检修制度：预防美容医疗纠纷的发生，要严格执行医疗美容器械保养检修制度，购进合格医疗美容器械，维持仪器的良好状态。同时重视医德医风建设，加强美容医务人员医德教育，提高医疗美容服务质量。对美容医务人员进行敬业的思想教育和医学伦理教育，不断提高美容医学医师的医技和道德水平，培养他们审美及良好的沟通能力。(2)提高美容执业者的职业素质：医疗美容行业对医师有非常高的要求。不仅应具有扎实的医学美容手术知识，而且要掌握医学和美学学科知识，熟悉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等相关知识，对哲学、数学等一般科学知识亦应有所了解，同时还应学习素描、雕刻、摄影等方面的知识。此外，创造力和想象力是美容医师应具备的［3］。而我国现阶段的状况是经过严格正规训练的从业人员甚少，因此美容从业者素质和修养亟待提高。伴随专业技术的细化，要求美容执业者不仅应具备美容外科的全面技术和原则，同时还要求具备优良的学术作风和心理学、美学、外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技能，特别是能将各种伦理原则自觉的渗透于每一例诊疗的全程。比如在施术对象适应范围与时机的选择时要严格遵循有益与最小伤害、与病人沟通中的尊重与知情同意、效果评估时公正与客观真实等［4］。随着法制社会建设的逐步完善，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也要随之加强，在履行责任的同时，也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树立维权意识。只有在细节上提高修养，就会减少、预防美容医疗事故和纠纷的发生。(3)美容执业者要加强与美容就医者沟通并给予正确的引导：目前，医疗行政部门和法律界的许多人士普遍认为，有效地沟通是减少医疗纠纷，化解医患矛盾，构筑医患和谐关系的重要手段。希波克拉底说过“了解病人是什么样的人，比了解病人患什么样的病更重要”［5］。一方面美容医生对每一位想通过美容手术重建信心或追求美的就医者，要充分了解、掌握其精神世界，应用医学、心理学、美学等综合知识，帮助他们理解手术，正确对待手术效果，建立自己的审美标准；判断、总结并灵活运用沟通技巧，让就医者在轻松的环境下接受治疗意见或手术。对于那些存在心理障碍而要求进行美容手术的就医者，对其心理状态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接受医学美容手术的同时，也是对其心理障碍的一种治疗，能否达到最终的满意程度取决于自我认识的过程。在术前耐心做好降低过高期望值的心理疏导工作，使其正确认识到美容医学的风险性，做到科学与真实的告知。另外，对于不客观的新闻媒体的报道，要正确看待与引导，在现实情况下，一些对医方不正确的报道是因为医方自身欲盖弥彰的做法造成的，医疗美容机构应加强行业自律，采取自觉自愿的办法，联合工商行政部门开展评选“放心美容医疗单位”活动，通过媒体向社会公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争取树立几个美容行业的品牌，以推动美容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2针对就医者的预防措施对于美容就医者进行美容医疗保险宣传、进行美容医学知识的宣传，使其了解医疗美容手术的风险；美容术前履行告知义务，使美容就医者明确隐瞒病史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公民素质。

2.3针对行业主管部门方面的措施(1)完善医疗美容法律法规：近年来为了规范医疗美容市场，国家卫生部于2002年颁布了《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其配套文件《医疗美容机构、医疗美容科(室)基本标准(试行)》、《医疗美容项目(试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美容医学》分册等相继出台。配套文件中规定了医疗美容主诊医师、医疗美容技师和从事医疗美容护理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6］。这些从法律法规上将生活美容与医疗美容做出了严格界定，杜绝无资质人员从事医学美容，从法律层上对遏制医疗美容纠纷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医疗美容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有关医疗美容服务的法规需进一步完善。政府要加快医疗美容立法的步伐，提高美容立法的层次，制定一部操作性强的医疗美容法。重点要明确美容执业者执业活动、医患双方的权益、医疗纠纷处理范围，并对医疗美容事故鉴定、申诉和民事补偿计算方法作出新的规定和调整。同时呼吁建立美容医疗事故保险制度，使美容医疗机构、美容医务人员、美容就医者三位一体参与医疗保险。(2)规范美容医疗行业行为，加强美容市场的监管：在加强立法、完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由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管理，卫生、公安、工商等部门协作配合、协同管理，通过行政监管不断规范美容市场，使合法经营、正规运作的美容医疗机构得以健康发展。同时对违法经营的机构及时通过行政手段依法坚决予以取缔。对美容执业者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严格执行准入制度，采取长效机制，加强对违法者的打击力度，加大违法机构及个人的违法成本。教育美容从业者加强行业自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恪守医学职业伦理道德。

【参考文献】

1欧阳学平。医疗美容纠纷及其防范。宜春学院学报，2005，27（4）：102.

2赵永耀，何伦。美容医学伦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03.

3牛进宝，苏联珍，杨伟卓。美容外科的医学伦理学原则。中国医学伦理学，2000,13(4):56～57.

4牛进宝，于晓原，张艳红，等。美容外科的道德规范与医疗美容纠纷防范。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20(3):80.

医疗纠纷论文范文 篇二

[关键词]急诊；医疗安全管理；医疗纠纷；防范

临床分析发现，医疗纠纷事件是因为各种因素所引起的，包括患者期望值较高、医院误诊误治等，临床病理解剖率的降低则是导致医疗纠纷事件的主要原因，急诊科则是发生医疗纠纷事件的主要科室[1]。临床中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和患者接触最亲密、最早和最直接的群体为护理人员。护理人员是医生的主要助手，在对患者进行急诊抢救和护理时，护理人员的责任非常重要。要想让急诊抢救的质量得以保证，就需要护理人员加强急诊抢救的准备工作，通过娴熟的技术和最快的速度，为急诊抢救护理工作打下良好基础。要想实现上述要求，护理人员就需要对相关的安全管理知识进行不断学习，进而让护理效果得以及时提高。除此之外还应加强相关的研究工作，加强医疗安全管理，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让医疗纠纷事件能有效减少，最终让急诊效果提高，让医院经济损失减少，保证医院健康、稳定地发展。该研究主要分析了急诊的医疗安全管理与医疗纠纷防范，现做如下总结。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对该院2013年1月—2016年7月急诊治疗期间发生的17例医疗纠纷事件进行回顾性分析。男性患者、女性患者人数分别为11例、6例；患者年龄为8~60岁，平均年龄为（37.2±3.3）岁。17例医疗纠纷事件中，5例死亡，没有伤残病例；5例医疗纠纷事件经鉴定存在医疗损害责任，12例医疗纠纷事件不存在医疗损害责任。1.2方法选择统计方法来收集和分析医疗纠纷事件的发生情况、处理情况、系统分布、赔偿费用以及赔付情况等，并利用自制表格来进行整理和归纳。之后选择SAS9.0软件来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2结果

2.1医疗纠纷事件的发生情况2013年1月—2016年7月该院急诊共收治71693人次，共发生急诊医疗纠纷事件17起，发生率为0.024%（17/71693），其中儿科2例，外科2例，内科10例，其他科室3例；5例为重大医疗事故。3例医疗纠纷事件经鉴定存在医疗损害责任，分析发现主要是因为没有护送危重症患者转院、没有严格执行相关的规范规程等原因所导致的。2.2死亡医疗纠纷事件的分析17例医疗纠纷事件中，5例死亡。尸检结果显示，2例是因为患者自身疾病所导致死亡，3例是急性心肌梗死和电击伤后死亡，有关患者的抢救过程，并无完善的抢救记录。2.3医疗纠纷事件的解决方案分析在全部17例医疗纠纷事件中，9例医疗纠纷事件是经医患双方友好协商所解决，2例医疗纠纷事件是经卫生行政部门调解，5例医疗纠纷事件是经法庭调解判决，1例医疗纠纷事件是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

3讨论

分析本研究结果显示，17例医疗纠纷事件中，5例死亡。尸检结果显示，2例是因为患者自身疾病所导致死亡，3例是急性心肌梗死和电击伤后死亡，有关患者的抢救过程，并无完善的抢救记录；3例医疗纠纷事件经鉴定存在医疗损害责任，分析发现主要是因为没有护送危重症患者转院、没有严格执行相关的规范规程等原因所导致的；9例医疗纠纷事件是经医患双方友好协商所解决，2例医疗纠纷事件是经卫生行政部门调解，5例医疗纠纷事件是经法庭调解判决，1例医疗纠纷事件是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研究结果显示，医疗纠纷事件的发生原因、结果不同，其具体的解决方法也存在差异。所以在医疗纠纷事件发生后，应及时反思医疗纠纷事件，特别是反思医疗机构自身在救治过程中所导致医疗纠纷的原因，包括医院的技术水平、医疗质量以及内部管理等，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所引起的。医护人员在实际的医疗活动中，应对死者或者受到伤害的患者保持负责人的态度，将医疗机构的工作职责当成工作出发点，进而让医疗纠纷事件的发生率降低，让医疗事业的发展保持健康和稳定。如果存在原因不明的现象，则应实施尸检，坚持公正和公平的原则，公开进行处理，让社会舆论的压力有效降低，让后续暴力事件的发生几率降低[2]。尸体检验是现阶段是死者的死亡原因进行查明的主要方式，效果也比较理想，可以将尸检结果当成证据，并呈现在法庭上。特别是最近几年，因为我国大部分医疗机构的临床病理尸检频率降低，同时临床医患纠纷和事故等增加，对社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反应，因此更应加强尸体检验的意识[3]。值得注意的是，要想有效减少医疗纠纷事件，应不断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同时应不断扩展法律意识。部分时候，因为医院害怕过于主动会因此承担法律诉讼或医疗纠纷的风险，所以医院在对某些事件进行处理时常常选择和平处理的态度，然而结果却并没有从本质上解决漏诊、误诊以及误治等问题[4]。但是按照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条例可知，医院在考虑到服务质量问题的基础上，不会主动进行尸体检查，所以医疗纠纷事件的发生率非常高。另外部分家属因为对治疗效果存在较高的期望值，特别是对于部分“专业医院”“好医院”“大医院”等，患者家属的期望值更高，所以在出现问题就可能因为存在较大的落差而出现重大医疗纠纷事件；除此之外我国存在传统的“死者为大”的理念，例如“保留全尸”“寿终正寝”“落叶归根”等，会在一定程度束缚人们，同时也是现实事件和普遍理念的矛盾。所以现阶段患者和医院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是因为多种因素所导致的；例如医务人员缺乏工作责任心，在对负责者进行寻找时，医院表现得不闻不问，不及时处理或者缺乏明确的处理态度；另外医院为了自身利益对相关责任人比较偏袒；在患者治疗期间，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比较冷漠等。所以应从服务质量方面来对医疗纠纷事件发生的导火索、基本原因和核心原因等进行认真分析。针对以上问题，医院首先应将医疗纠纷事件当成出发点，对临床解剖能力进行不断提升，并对经验进行不断总结；除此之外在委托尸检方面，医院应加强学习，将委托尸检当成学习通道，对临床解剖经验进行不断提升。其次医院应加强人才的培养工作，让生命科学的发展更加稳定，并分析和讨论死亡案例，将患者当成医疗活动开展的中心，对治疗活动中的全面性、合理性和细致性进行不断提升，加强患者家属的交流沟通，让社会矛盾性有效减少。除了以上措施外，还应加强管理，对防范意识进行强化。对于急诊来讲，应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关注高危疾病患者和高危人群，加强沟通，加强手术的把关，加强培训工作，让医护人员的医疗纠纷防范意识提高。具体的防范措施如下。①组建医疗安全管理组织机构，通过分析医疗纠纷事件，对急诊科管理进行不断强化，将院长作为组长或者负责组织，组员则应选择社交能力和沟通能力较强的专业人员，进而形成存在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委员会，对医疗安全管理的相关工作进行全面负责，对急诊科进行监控、管理和培训，并有效协调患者和医院的关系。②制定科学和和完善的检查制定，并对责任性质进行明确，同时通过手术分级审批来实现，进而来对急诊科各级医师的实施范围进行明确，并对其进行有效约束，让手术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能进行越级性的处理。例如针对重大手术可能导致的纠纷，应在事前进行上报、讨论、分析和审批，之后实施常规性检查、病情讨论、家属签字、手术开展等。③制定科学和合理的讨论制度，针对医疗安全隐患和医疗纠纷隐患，进行开会讨论，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分析，明确相关责任，通过探讨和分析相关的原因，在对相关的改进措施进行明确。另外还应制定患者反馈制度或者投诉处，为患者的申述提供地方，让可能出现的暴力事件有效减缓，通过解释和协调，让患者能更好理解医院。除此之外还应对医护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技术水平进行不断提升，特别是医务人员的防范意识和法制观念，让其工作责任心增强。④有关纠纷的赔偿，医院在对规定和制度进行明确的同时，还应设定事故等级、明确责任和原因，来对赔偿范围进行划分，对赔偿额度进行设置；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商业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等因素；积极寻找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协助，让赔偿风险降低；另外还应对医疗纠纷事件的处理程序进行评估，让直接冲突能有效减少，通过对医疗活动的过失情况进行评估，对患者家属进行具有说服力和有证据的解释，对医疗纠纷事件的发生原因进行逐渐了解，之后经过协调来对纠纷事件进行进一步的协调处理；对于医院来讲，应配置常年在职的专业法律顾问，经常进行教育、指导和协调，让医务人员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法律约束，对纠纷进行主动的处理和回应，让医疗纠纷事件的处理效率得以有效提升。综上，在医院的各个临床科室中，急诊科是最容易发生医疗纠纷事件的一个科室，针对这一特点，医院应加强医疗法规的认知，并对医疗机构进行规范化管理，加强安全管理，最终来对医疗纠纷事件进行有效预防和控制，降低医疗纠纷事件的发生几率，让医疗质量提高，进一步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医院健康和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文广。急诊的医疗安全管理与医疗纠纷防范[J].中国卫生产业，2016,13(27):7-9.

[2]王琳。急诊分诊安全管理模式对急诊护理质量的影响[J].中国卫生标准管理，2016,7(16):202-203.

[3]靳艳。急诊危重患者抢救中应用护理安全管理措施的有效性[J].临床医药文献杂志：电子版，2016,3(26):5219.

医疗纠纷论文范文 篇三

关键词：农村地区；医疗纠纷；解决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076—06

近年来，医疗纠纷及其引发的医疗暴力、“医闹”事件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于医疗纠纷，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医疗纠纷”为主题的论文，可以搜到4933篇，但是这些成果基本上集中在医学和法学领域，而且多数以城市地区的医疗纠纷为研究对象，专门讨论农村地区医疗纠纷的成果相当缺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农村医疗纠纷”为主题的相关论文仅可以搜到6篇。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无论是在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性方面，还是在居民的医疗知识和法律意识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些因素都对医疗纠纷的解决产生直接作用。在此意义上，极有必要对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及其解决状况进行实证研究。

一、研究现状及问题

纠纷以及纠纷解决是法社会学关注的核心论题。就本研究所关注的纠纷解决来说，学者们大体上沿着两个维度展开讨论，一个维度是纠纷解决的过程、程序，另一个维度是纠纷解决的方法、模式。其中菲尔斯蒂娜（William Felstiner）和萨拉特（Austin Sarat）提出的“纠纷金字塔”是讨论纠纷解决方式的主流范式。在纠纷金字塔中，各层级的纠纷解决途径同时存在，人们的冤屈、不满大部分通过较低层级的非正式的纠纷解决途径来消除，只有少数日常生活中的纠纷演变成法律层面上的纠纷，并通过金字塔塔顶的司法途径来解决①。

具体到中国社会情境，麦宜生指出，在选择纠纷

收稿日期：2012—1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社会不满情绪的法社会学研究》（12CSH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农村民间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研究》（10CSH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纠纷过程与暴力生产：对中国农村社会暴力纠纷的研究》（FRF—TP—12—126A）。

作者简介：邢朝国，男，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北京100083）。

李飞，男，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的解决途径时，农民与行政系统关系的密切程度对其诉诸法律的行为有明显影响②。陆益龙更进一步强调，无论是行政正义系统，还是司法正义系统，农村居民基本上是根据自身的社会资源来选择利用的，并且在现实的纠纷解决中，他们多数倾向于自己找对方商量解决或者求助非正式的调解，而不是诉诸于行政正义系统或者法律途径③。郭星华等用“理性选择”来概括农村居民对待司法正义系统的态度④。上述有关纠纷以及纠纷解决的知识有助于我们对医疗纠纷的理解。

就医疗纠纷这一特定的纠纷类型而言，其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预防和解决医疗纠纷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其中高晓飞等将医疗纠纷产生的前三位原因归纳为专业诊疗护理技术水平差（22.95%）、服务态度差（21.24%）和医患沟通障碍（12.61%），并指出外科是医疗纠纷发生比例最高的地方（34.8%）⑤。吴卫青等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服务态度（医方原因）、难以预料和避免的医疗意外或并发症（第三方原因）、患方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及对治疗的不配合（患方原因）是引发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⑥。

至于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2002年国务院公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医疗争议的三种解决途径为协商、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但在实际的医疗纠纷解决中，民间调解、仲裁等也常被使用，呈现出多种纠纷解决途径并存的状态⑦。梁雨合等对60起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分析显示，绝大多数的医疗纠纷是通过医患协商方式解决的（61.7%）⑧。更为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患方愿意通过沟通、调解这些非正式的纠纷解决途径来化解医疗纠纷；多数患方不愿意通过医疗事故鉴定以及法律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医疗事故鉴定以及法律诉讼不利于纠纷解决的患方比例远高于认为有利的患方比例⑨。对此，徐昕等认为，患方之所以倾向于选择直接与医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不愿诉诸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根源在于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以及患者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不信任⑩。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提出了诸多防范和应对医疗纠纷的措施，其中完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是研究者们的普遍共识，尤其是建立中立有效的第三方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完善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被认为是化解医疗纠纷的关键。

至此，笔者提出的研究问题是，上述研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农村地区？换言之，中国农村居民究竟是怎样解决医疗纠纷的？他们是否也遵循上述研究所提及的纠纷解决方式和逻辑？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既然城市地区的医疗纠纷大部分是通过协商、调解等非正式途径解决的，那么可以预估的是：农村地区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远没有城市地区健全，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也极有可能通过非正式途径加以解决，只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遇到医疗纠纷时忍着或消极回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至于患方为何倾向于非正式途径来解决医疗纠纷，现有的研究大体上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层面，即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完善、效率低下；二是患方层面，具体包括患方的法律知识、权利意识、收入水平（是否能够支付得起法律服务的费用）、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对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信任状况等。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即引起医疗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该变量会影响患方对诉讼成本和收益的衡量。根据诉讼成本假设，“人们在选择是否诉诸法律时会考虑诉讼成本、风险和收益……在诉讼成本过高、风险过大，而收益过小的情况下，当事人往往会选择规避法律。”因此，对于那些由普通疾病或者轻伤引起的医疗纠纷，被访者提讼的可能性理论上要小于那些由严重疾病或者重伤引起的医疗纠纷，因为前者预期的收益通常要小于后者。

在此意义上，引起纠纷的疾病的情况本身会影响患者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而现有研究鲜有关注这一方面。同样，在当前纠纷解决的研究范式中，研究者们倾向于假定同种类型的纠纷对纠纷当事人而言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影响，这一倾向在量化的数据研究中最为明显，其结果是研究者忽视同类纠纷的内部差异对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影响。鉴于此，笔者在分析农村居民选择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时，特别关注医疗纠纷本身，将引起医疗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作为一个变量，考察其对农村居民选择医疗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这一尝试有助于澄清纠纷解决研究领域中的预设和笼统的认知。

至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多数是通过非正式途径解决的。

假设二：引起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会影响农村居民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

假设三：对于由普通的疾病或者轻伤引起的医疗纠纷，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忍着。

三、数据及变量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拟在对中国农村居民遇到的医疗纠纷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居民是如何解决医疗纠纷的，并且运用社会统计方法分析影响农村居民选择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因素。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法律与农村居民生活”调查。该项调查由麦宜生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组织实施，共包含河南、湖南、江苏、陕西、重庆5个省份30个行政村。调查采用入户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是通过入户随机抽样表选取的。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990份。

问卷共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个人和家庭的背景信息；二是调查对象与村委会、政府的互动情况及其对村委会、政府的认知和评价；三是关于纠纷的问题，其中纠纷涉及财产所有权、农地、医疗、计划生育、债权、消费、婚姻、劳动报酬、人身伤害、子女教育等内容。医疗纠纷类型是笔者关心的重点。

四、中国农村地区医疗纠纷的描述性分析

（一）医疗纠纷状况的一般性分析

前文已经提到，在2990名被访的农村居民中，134名遇到过医疗纠纷（4.5%）。在这134名被访者中，80.6%的被访者遇到过1次医疗纠纷，19.4%的被访者遇到过2次及以上的医疗纠纷。另外，根据表1的数据，70.1%的医疗纠纷涉及的疾病属于普通疾病或轻伤，28.4%的医疗纠纷涉及严重疾病或重伤。在处理医疗纠纷时，超过1/3的被访者选择忍着（32.3%），大约1/5的被访者是通过找人帮忙或者找有关部门来解决医疗纠纷的，接近一半的被访者选择自己与对方商量解决（47.4%）。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一。

对于那些通过找他人或者有关部门来帮忙解决的医疗纠纷（27起），有29.6%的纠纷找的是各级干部（其中4起纠纷找的是村干部，2起纠纷找的是乡干部，1起纠纷找的是在县级机关工作的亲戚，1起纠纷找的是在市级机关工作的亲戚），33.3%的纠纷诉诸公安派出所、法院、律师等法律途径（9起），22.2%的纠纷寻求医院领导的帮助（6起），14.8%的纠纷找的是身边的熟人（4起）。另外，在找这些人或部门帮助解决纠纷时，57.1%的被访者是通过熟人关系找到的。就纠纷解决的效果来看，有85.2%的被访者认为纠纷解决的结果和其所期望的差不多（22起），7.4%认为比期望的要好（2起），11.1%认为没有达到期望的结果（3起）。

在134起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只有5起医疗纠纷出现了殴打、人身伤害以及财产破坏的行为，占到所有医疗纠纷的4%，而且在这5起涉及暴力的医疗纠纷中，3起是被访者一方先动手的，1起是对方先动手的，1起是分不清是哪一方先动手的。另外，对于那些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没有发生暴力的医疗纠纷，被访者一方准备或声称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7起（6%），对方准备或者声称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2起（1.7%），双方同时准备或声称要使用暴力手段的有2起（1.7%），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没有发生暴力的医疗纠纷，有发生潜在暴力可能的占9.4%。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纠纷解决过程中已经实际发生的暴力，还是潜在的暴力，被访者一方实施暴力的概率均大于对方。

六、结论

基于实证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农村地区的医疗纠纷及其解决状况大体如下：第一，农村医疗纠纷发生的概率大约在4.5%。第二，大约1/3的医疗纠纷是由严重疾病或重伤引发的。第三，自己直接与对方协商解决是农村地区医疗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其次是忍着。第四，农村地区医疗纠纷引发暴力事件的比例并不高，但潜在的医疗暴力需要被防范。

另外，本文的研究也表明，被访者的受教育水平、劳动状态以及引发医疗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与其对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则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被访者选择自己直接找对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的可能性越大，消极忍耐的可能性越低；长期在外务工者遇到医疗纠纷时忍着的可能性更大；引发纠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越低，被访者选择忍了算了的可能性越大。总体上，本文的三项研究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验证。因此，研究者在纠纷解决方式的定量研究中忽视同类纠纷的内部差异的做法需要被检讨。

至于农村居民偏向于非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这一状况不难理解。一方面，专门的医疗事故鉴定、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以及独立的第三方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对于农村居民而言遥远而陌生。在这种情况下，回避忍耐或者自己找对方协商便是农村居民处理医疗纠纷的常见方式。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纠纷当事人与作为组织的医疗机构打官司，通常组织化程度高的医疗机构更具优势。正如格兰特（Marc Galanter）所指出的，“组织与个体打官司的胜诉率远高于组织与组织打官司。个体与组织打官司所遇到的困难远多于个体与个体打官司”。关于这一点，布莱克在“案件的社会结构”理论中有详细的阐述。因此，农村居民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医疗机构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理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用忍着的方式消极处理医疗纠纷。首先，纠纷当事人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医疗纠纷的解决有重要影响，提高纠纷当事人的受教育水平（如普及相关的医疗知识和法律知识）有助于增强其解决纠纷的能力。其次，鉴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纠纷当事人更可能用忍着、息事宁人的方式来处理医疗纠纷这一状况，相关部门对这一类人应给予特殊关注，如有针对性地提供一些便捷的服务等。最后，针对在外务工的纠纷当事人在遇到医疗纠纷时更可能忍着的情况，正式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应该考虑这一群体的现实状况，尽可能简化相关程序，缩短纠纷处理的周期，降低纠纷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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