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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概论文的参考 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在实践中开辟新道路、在理论上获得新认识的历史,其中包含着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历史的经验和发展的趋势都表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伟大贡献。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历程,排除了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在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坚定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是结合中国实际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成功实践者。
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崭新实践。
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正确把握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摒弃那些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和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用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了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把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符合中国国情相结合。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发展程度等有着很大不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国家只能根据本国实际,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汲取脱离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教训,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我们党通过实践探索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等等。
这些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把借鉴他国社会发展模式与保持独立自主相结合。
世界各国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经验;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其他社会制度,都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各国社会发展模式都是该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摆脱了封闭式发展的束缚,也摆脱了照搬照套他国模式的束缚,坚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与坚持党的领导相结合。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个层面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把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顺应时代潮流相结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我们党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动摇,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应时代潮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保持着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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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这门课中学到了什么 -------实验教学模式感悟 摘要:通过自主能力,团队意识,思维方式三个方面对本学期的毛概课进行探讨,比较其优点与缺陷,以及带来的影响与作用. 关键词:概论 自主能力 团队意识 思维方式 正文 一.前言 从小学到大学一路上来,各式各样的感想也写过不少,但要为一门上过的课写感想,却还真的是头一次.虽然新鲜,但我的的确确感到有东西可说——作为对一整个学期毛概课的总结,我有太多收获可以一一叙述评点. 为全面、完整起见,全文将分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论述这门课带来的一些思考. 二.正文 (一) 自主能力 曾经有人戏称我们是“小白鼠”的一代:自小学入学以来,我们时时刻刻都处在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无论是素质教育、减负还是劳技课、IB课程与创新能力,无一不强调的是我们的自主能力的培养.培养自主能力固然好,然则在应试这一主流道路上,这所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必然面临早夭的命运——或是流于形式,或是索性瞒天过海弃之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一旦迈过高考这道坎,我们面临的又是就业与社交,这令先前对自主能力的冷落有了直白的体现:应试技巧固然重要,但最终帮助我们安身立命的还是对新知识自主的获取与学习.我想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大学学生会、社团的发展如此蓬勃,大学课堂远比初、高中来得灵活、自主,因为每个人都明白学生们在进入社会前缺乏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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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于1927年3月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有很多争议。
毛泽东同志为此专门到湖南考察了32天,并写了这篇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当时组织起来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为组织时期,最开始秘密活动,后来就公开活动了;第二个为革命时期,此时农会会员的人数猛增,群众基础扩大。
农民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成立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地主权利一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机关,一切权利归农会。
在全国搞的轰轰烈烈的农民与动,却被社会中层以上至国民党右派形容为“糟得很”。但是这是革命,是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有人说,农民运动中,农会的权利无上,不允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都扫光了,农民运动过分了。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歼击的权利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毛泽东同志对湖南几个月的农民运动作了一个总结,共做了14件大事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2.政治上打击地主;3.经济上打击地主;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督团;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8.普及政治宣传;9.农民诸禁;10.清匪;11.废苛捐;12.文化运动;13.合作社运动;14.修道路,修塘坝。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懂得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在全国的影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纠正了某些人对农民运动错误的看法,还称赞湖南农民运动“好的很”。
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经典文献,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地影响。正确认识《讲话》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局限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澄清人们在文艺观念上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从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角度,阐述《讲话》作为一个意义蕴含丰富的文本,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合理性与局限性。 一、科学文艺学体系的确立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讲话》第一次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性质特征进行了系统深入地说明。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标志,也是科学文艺学体系的雏形。说它具有体系性,是因为它涉及了文学艺术中许多最基本的问题,并对其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描述和说明。
说它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和概括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观念,对文学和社会生活及社会生活中文学以外的其它上层建筑因素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合理的说明,在文学基本理论方面也提出了重要的见解。以理论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是那个时代任何一个理论家都无法企及的。
首先,《讲话》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给予了总结和解决。“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在新文学阵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文学中的“人性论”问题、文学艺术的大众化问题、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机械论和文学教条主义问题,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歌颂”与“暴露”问题等,《讲话》对之一一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曾经是启蒙思想家在向封建文学思想展开攻击时祭起的一面有力的旗帜。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人道主义思想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40年代,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麻痹人们思想认识和斗争意志的作用。
《讲话》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难免打上阶级的烙印,即“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1]。《讲话》的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指出了抽象“人性论”的实质所在,对于清除文艺家认识上的雾障,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学价值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学接受论的问题。
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提倡“平民文学”,中经1930年革命文学阵营内发起的文学大众化运动、1932年的文学语言的“中国普通话”和“拉丁化”之争、1934年的大众语论战、抗战后再次掀起的文艺大众化及继之而起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中心而进行的。由于此前的文艺家包括左翼文艺家在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等根本问题认识不清,理解不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讨论也就止于文学形式问题的层面上,难以从实质上加以解决。
《讲话》在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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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并没有类似今天这样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古代中国人大都是秉持一种天圆地方、“中华”居中、四面皆是低等“夷人”的“天下”观念,主要以文化上的优劣差异、而非种族或生理差异来区别“华”、“夷”。
但到晚清时候,情况大变了:
首先,中国被迫向“西方”逐渐敞开门户,各种欧洲的器物、观念和人员迅速进入中国,大大改变了沿海地区和城镇居民的日常观感;到19世纪晚期,这个变化已经相当明显,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比较年轻的文化人中间,一种新的“世界”观念――中国只是世界上许多“国”中的一个,与西欧诸国相比,至少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还居于劣势,差不多完全取代了上述那一种古老的“天下”观念。
其次,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西方列强、特别是“维新”成功之后的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犯,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中国即将被“瓜分”的严重的忧虑。这忧虑的一个直接的思想后果,就是文化人普遍从利益冲突的角度来理解“国”与“国”的关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拥有极大的社会影响、自称能以手中的一枝笔“转移”国人心理的梁启超,就这样解释“国家”的起源和基本作用:“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人类自千万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发达。自言语风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质异,精神异,而有不得不自国其国者焉。循物尽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其于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孓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力让于他人。”
其三,因为对颟顸守旧的清廷日渐失望,也因为有意借鉴西方“迅速富强”的政治经验,从1880年代开始,有意改革的文化人越来越自觉地宣扬“国家”概念,并由此推导出“国民”、“国族”等一系列派生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