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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1 20:151.明代大礼仪之争的历史影响
一、对嘉靖朝政治、经济的影响 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一批新科进士和地方官吏入主政务，对嘉靖朝的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明代后期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大礼仪之争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大兴土木而工役耗财，给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加剧了嘉靖时期的财政危机。 天地、宗庙、社稷诸礼次第展开，修建了大批祭祀之所。
为应付财政危机，朝廷百计毕出，财政危机的解决最后是百姓遭殃，因为百姓纳粮当差，“羊毛出自羊身上”，各种事例、加派、官贪吏剥等等无一不加重他们的负担。 2、对明朝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辅专权和内阁纷争，使朝廷政治相当混乱。 大礼仪之争使嘉靖、万历时期的政治应有的连续性中断，造成了王朝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之风，使君臣关系畸变恶化，内阁权重，但重在首辅。
张璁、夏言、严嵩等以赞礼而入阁，为争首辅又尽排陷之能，阁臣争斗之风。夏言之代张璁，严嵩之逐夏言，无不经过明争暗斗。
谄谀之风盛行，从创改礼乐到奉玄崇道，阁臣尽力之事虽不同而目标无二，都是谄媚世宗，取得世宗的宠信，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不息，上行下效，内外诸司争为谄谀。 总之，大礼仪之争对嘉靖及其以后明代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其贻害使嘉靖朝的政 治、经济改革不能真正扭转世局。
二、对明代思想界的影响 1、“大礼仪之争” 后明代史学发生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在历史著述中出现了对历史资料、历史记载持批判态度的倾向；一是史学在走向通俗化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 大礼仪之争”中人们对各种史事的引用及辩驳，同样一段史事，却各持己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结论。
“大礼仪之争” 后明代掀起了史学通俗化的高潮，首先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在嘉靖时开始刊行问世。其次，至嘉靖时， 传奇作品跳出了以前着重写爱情、家庭生活圈子， 而开始着重描写历史上、现实中的政治题材。
2、“大礼仪之争”以后，还掀起了撰研当代史的热潮。 究其原因，固然是因为社会危机的加深，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等，但之所以始于嘉靖朝并在史学上反应如此强烈，却是同“大礼仪之争”密切相关。
“大礼仪之争”中双方利用历史为现实服务，把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古为今用，从而引起了人们对当代史研究的重视，促进了当代史撰述和研究的勃兴。“大礼仪之争”后人们普遍关注与礼仪相关的典章制度的研究、关注时政问题，史学上的“经世致用”之风开始取代明初的空疏学风。
除了关注典章制度的研究外，关注时政、要求有所变革、史以致用亦逐渐形成风气。
2.明代的礼仪
1、稽首：跪拜，两手拱合，叩头至地并停留一段时间。用于朝臣见君主；
2、顿首：扣头触地即礼毕。用于下级见上机；
3、空手：类顿首，但俯头至手与心平，不触地。用于官员对尊敬的人；
常礼：
1、揖手：直立，两臂合拢向前伸直，右手微曲，左手附其上，两臂自额头下移至胸，同时上身鞠躬四十五度。用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
2、拱手：类揖手，只是身子和胳膊不用动。用于同级；
3、答礼：颔首致意。用于对下级；
两名同级官员相遇时，行揖手或拱手两次。地位不同时，低级者向右侧移动，揖手两次，高位者点头答礼。如果地位差大，同上，高位者可以不答礼。若差别甚大，低级者行顿首或拜首（跪地一次，叩头四次），高官不答。官员聚会时，主持人只点头致谢。胥吏见文官，必下跪，行拜首两次。学生见老师，百姓见官员时，行拜首礼。百姓间不许拜首。
明朝对皇帝最大的礼是五拜三扣头——长跪，俯首至手（这叫拜）五次，叩头至地（这叫扣）三次，然后起身，拱手侍立——用于最正式的场合（官员三年一次的入京朝见，贡士在殿试、传胪时行礼）。一般三拜四拜，然后起身侍立。接圣旨时要跪。官员参与祭祀或对人表达感激时一般到四拜。
3.晚清社会礼俗、习俗变革的时代特征
近代民俗变迁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近代社会转型相始终。近代民俗变迁涉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以下从礼仪、服饰、婚丧等方面来管窥近代民俗的变迁。
(1)礼仪习俗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礼俗和祭典礼俗，包括称谓、见面礼等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跑拜、请安等礼。与此相适应还有一套“大人”、“老爷”、“太太”、“老太太”等称谓。开国以后，在沿海通商地区，受西方平等观念影响，先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逐渐采用握手、鞠躬等见面方式，并且用“先生”、“女士”、“小姐”、“同志”取代了先前的称谓。行鞠躬礼，使用“先生”、“君”的称呼，反映出近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总之，脱帽、靶躬、握手、鼓掌等新礼俗逐渐成为中国通常的“文明仪式”、“文明礼”，反映出社会礼俗的进步趋向。
(2)服饰习俗的变化：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出现了“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完全欧式”。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3.婚丧习俗的变化：婚礼是标志与庆贺结婚的民俗形式。近代汉族主要的婚姻形态仍然是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受男女平等观念以及西方婚俗的影响，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与外国人交往密切的士大夫中有用西礼结婚的现象。光绪年间，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婚姻论财不问门第的现象，西式婚礼渐有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明结婚形式在大城市及沿海通商口岸开始流行。文明结婚，除婚礼地点不在教堂，不用牧师主婚外，许多仪式大致从西礼中移植过来，虽然杂有中国传统婚礼的某些内容，但精神和形式上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总之，近代在通商口岸及沿海城镇“文明结婚”的流行，毕竟反映出中国婚俗的变化，代表着晚清婚俗变化的正确方向。
4.简述我国礼仪的历史变革
礼仪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的行为规范，它不是随意凭空臆造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了解礼仪的起源，有利于认识礼仪的本质，自觉地按照礼仪规范的要求进行社交活动。对于礼仪的起源，研究者们有各种的观点，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种。
有一种观点认为，礼仪起源于祭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礼”字的解释是这样的：“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
意思是实践约定的事情，用来给神灵看，以求得赐福。“礼”字是会意字，“示”指神从中可以分析出，“礼”字与古代祭祀神灵的仪式有关。
古时祭祀活动不是随意地进行的，它是严格地按照一定的程序，一定的方式进行的。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礼之起，起于祀神，其后扩展而为人，更其后而为吉、凶、军、宾、嘉等多种仪制。”
这里讲到了礼仪的起源，以及礼仪的发展过程。 有一种观点认为，礼仪起源于法庭的规定。
在西方，“礼仪”一词源于法语的“Etiguette”原意是“法庭上的通行证”。古代法国为了保证法庭中活动的秩序，将印有法庭纪律的通告证发给进入法庭的每个人，作为遵守的规矩和行为准则。
后来“Etiguette”一词进入英文，演变为“礼仪”的含义，成为人们交往中应遵循的规矩和准则。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礼仪起源于风俗习惯。
人是不能离开社会和群体的，人与人在长期的交往活动中，渐渐地产生了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久而久之这些习惯成为了人与人交际的规范，当这些交往习惯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并同时被人们自觉地遵守后，就逐渐成为了人们交际交往固定的礼仪。遵守礼仪，不仅使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变得有序，有章可循，同时也能使人与人在交往中更具有亲和力。
1922年《西方礼仪集萃》一书问世，开篇中这样写道：“表面上礼仪有无数的清规戒律，但其根本目的在于使世界成为一个充满生活乐趣的地方，使人变得和易近人。” 从礼仪的起源可以看出，礼仪是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为了维护一种稳定的秩序，为了保持一种交际的和谐而应运产生的。
一直到今天，礼仪依然体现着这种本质特点与独特的功能。
5.汉唐至明清君臣礼义的演变
中国古代君臣之间的礼仪，并非自古不变的，我们在影视剧中常见的大臣叩拜君主的那种突出君权威严的场面，大多是明清时期君臣礼仪的表现。在先秦时期曾有君主礼敬大臣的仪制被广泛使用，中国古代君臣之礼向突出君主专制权威方向变化，主要是在秦朝以后。下面随便说说一些礼仪变化的历史，先从秦朝统一前说起：
上古先秦的礼仪繁褥，所记述的经典史料文字古朴，十分艰涩难懂，现代的研究者不得不参考后世经学家们的注疏进行解释。一是举止性礼节，主要是站立礼与跪拜礼；二是称谓之礼。
中国古代君臣之礼的变化，主要是在秦朝以后，已称皇帝的君主在礼制方面提高与维护其至尊的身份地位，礼敬大臣的仪制与行为减少，君尊臣卑的纲常由此强化。秦统一后，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君主称皇帝，君臣之礼方面突出了强化皇权与提高皇帝尊威，先秦时期君主礼敬大臣而卑己尊臣的礼仪，当然有损皇帝至尊身份，因而从礼制中取消，皇帝只向极个别的大臣主要是自己的授业师及“三老五更”行礼，所以在朝仪及其他场合中已见不到像先秦时期的君主那样，向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臣属先施以揖礼、跪拜臣下的场面了。此后，只有那至尊的皇帝在朝仪上心安理得地接受百官的跪拜。
宋以后，君臣之礼变化的重要表现，就是皇帝大力维护自身至尊威严，同时大臣的身份地位在礼制方面越来越受贬抑，文武大员地位身份因此降低，君臣等级的差距向天壤之别发展，君臣间宜师宜友的人际关系再也无法重现了。
明朝沿袭了元代臣下向皇帝跪拜的制度。《大明会典》记述：君臣议政之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这段话的意思表明：百官即所有官员无论品级多高，都要向皇帝跪奏政事。奏完皇帝令起，才能站立起来。皇帝发布圣谕时，百官都要跪着听。皇帝赏赐大臣，大臣必须在御前跪受赐物，然后五拜叩头。三拜九叩头的大礼到此时也成为常见的礼仪了。
清朝继承明制，皇帝与大臣议政，或是御门听政，或是便殿召对，都是臣向君跪，大臣持本章至本案前跪放，起立归班“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内阁大学士、学士也是“依班次跪”，皇帝降旨宣答，“大学士等承旨讫，兴，由东阶降”。御门听政，大臣们是跪在硬地上，而且“动辄逾刻”，甚至一跪就跪上几个小时，年迈大臣实在不堪其苦。乾隆五年严冬清高宗御门听政时才萌生了点恻隐之心，为此降谕给在砖地上向其长跪的一品高官宰辅级的大学士、年老大臣加个跪垫，在乾隆看来，已算是对他们的特别优待了。此时的皇帝，与汉代对三公宰辅起立相迎的皇帝相比，在礼待大臣的观念上已有天壤之别！
皇帝既然要求臣下在其面前站立、跪伏，体现他的至尊威严，向臣下屈尊施礼的事就不可能了，所以，汉唐时期仅存的皇帝向业师、三老五更跪拜的古礼，也在宋代以后被取消。
话又说回来，有皇帝的专制主义的存在和加强，大臣变成臣仆或奴才是必然趋势。考证“臣”字的本来意义；臣，上古就是指男性奴隶。《尚书.费誓》：“臣妾逋逃。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还有《礼记.少仪》所载：“臣，征伐所获民虏也。”据近人研究，甲骨文中的“工”、“奴”、“奚”、“臣”、“妾”等，也都是指奴隶。由此看来，大臣们由先秦到清朝，完成了一个语言学上名致实归的大循环。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想做皇帝座下的大臣，就先得有做奴才的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