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集解》
作者：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简介
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 《颜氏家训》是北齐文学家颜之推作的著名家训，文字生动优美，思想内涵深邃。在这里是著名学者颜之推为一本著名家训编订的注解，收集历代对《颜氏家训》所作的可信注释，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本书有相当权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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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简介：
自从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以来，在漫长的古会里，颜氏家训是一部影响比较普遍而深远的作品。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二写道：“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袁衷等所记庭帏杂录下写道：“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这一则由于儒家的大肆宣传，再则由于佛教徒的广为征引〔一〕，三则由于颜氏后裔的多次翻刻；于是泛滥书林，充斥人寰，“由近及远，争相矜式”〔二〕，岂仅如王钺所说的“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三〕而已！
唯是此书，以其题署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于是前人于其成书年代，颇有疑义。寻颜氏于序致篇云：“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勉学篇云：“不忘诚谏。”省事篇云：“贾诚以求位。”养生篇云：“行诚孝而见贼。”归心篇云：“诚孝在心。”又云：“诚臣殉主而弃亲。”这些“诚”字，都应当作“忠”，是颜氏为避隋讳〔四〕，而改；风操篇云：“今日天下大同。”终制篇云：“今虽混一，家道罄穷。”明指隋家统一中国而言；书证篇“臝股肱”条引国子博士萧该说，国子博士是该入隋后官称〔五〕；又书证篇记“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这些，都是入隋以后事。而勉学篇言：“孟劳者，鲁之宝刀名，亦见广雅。”书证篇引广雅云：“马薤，荔也。”又引广雅云：“晷柱挂景。”其称广雅，不像曹宪音释一样，为避隋炀帝杨广讳而改名博雅。然则此书盖成于隋文帝平陈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其当六世纪之末期乎。
此书既成于入隋以后，为何又题署其官职为“北齐黄门侍郎”呢？寻颜之推历官南北朝，宦海浮沉，当以黄门侍郎最为清显。陈书蔡凝传写道：“高祖尝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对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唯陛下裁之。’高祖默然而止。”这可见当时对于黄散之职的重视。之推在梁为散骑侍郎，入齐为黄门侍郎，故之推于其作品中，一则曰“忝黄散于官谤”〔六〕，再则曰：“吾近为黄门郎”〔七〕，其所以如此津津乐道者，大概也是自炫其“人门兼美”吧。然则此盖其自署如此，可无疑义。不特此也，隋书音乐志中记载：“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云云。”而直斋书录解题十六又着录：“稽圣赋三卷，北齐黄门侍郎琅邪颜之推撰。”则史学家、目录学家也都追认其自署，而没有像陆法言切韵序前所列八人姓名，称其入隋以后之官称为“颜内史”〔八〕了。
在这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年代里，长江既限南北，鸿沟又判东西，战争频繁，兵连祸结，民生涂炭，水深火热。于斯时也，一般之士子大夫是怎样生活下去的呢？王俭褚渊碑文写道：“既而齐德龙兴，顺皇高禅，深达先天之运，匡赞奉时之乐，弼谐允正，徽猷弘远，树之风声，着之话言，亦犹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晋，自非坦怀至公，永鉴崇替，孰能光辅五君，寅亮二代者哉！”〔九〕这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写照。当改朝换代之际，随例变迁，朝秦暮楚，“自取身荣，不存国计”〔一０〕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甚于焉。他是把自己家庭的利益——“立身扬名”〔一一〕，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他从忧患中着一条安身立命的经验：“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一二〕他一方面颂扬“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一三〕；一方面又强调“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舌灭，君臣固无常分矣。”〔一四〕一方面宣称“生不可”〔一五〕，“见危授命”〔一六〕；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难得”〔一七〕，“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一八〕。因之，他虽“播越他乡”，还是“腼冒人间，不敢坠失”〔一九〕“一手之中，向背如此”〔二０〕，终于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三为亡国之人”〔二一〕。然而，他还在向他的子弟强聒：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二二〕甚至还大颂特颂梁鄱阳王世子谢夫人之骂贼而死〔二三〕，北齐宦者田敬宣之“学以成忠”〔二四〕，而痛心“侯景之难，……贤智操行，若此之难”〔二五〕；大骂特骂“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二六〕。当其兴酣落笔之时，面对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二七〕，“往来宾主如邮传”〔二八〕者，吾不知其将自居何等？如此训家，难道像他那样，摆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说两句“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二九〕，“小臣耻其独死，实有媿于胡颜”〔三０〕，就可以“为汝曹后车”〔三一〕吗？然而，后来的士子大夫们却有像陆奎勋之流，硬是胡说什么“家训流传者，莫善于北齐之颜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则为孝子，许国则为忠臣”〔三二〕。这难道不是和颜之推一样，无可奈何地故作自欺欺人之语吗？
颜之推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唐人崔涂曾有一首读庾信集诗写道：“四朝十帝尽风流，建业、长安两醉游；唯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三三〕我们读了这首诗，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颜之推；因为，他二人生同世，行同伦，他们对于“朝市迁革”〔三四〕所持的态度，本来就是伯仲之间的。他们一个写了一篇哀江南赋，一个写了一篇观我生赋，对于身经亡国丧家的变故，痛哭流涕，慷慨陈辞，实则都是为他们之“竞己栖而择木”〔三五〕作辩护，这正是这种悲剧的具体反映。姚范跋颜氏家训写道：“昔颜介生遭衰叔，身狎流离，宛转狄俘，阽危鬼录，三代之悲，剧于荼蓼，晚着观我生赋云：‘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民，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辞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玩其辞意，亦可悲矣。”〔三六〕他“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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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以来，在漫长的古会里，颜氏家训是一部影响比较普遍而深远的作品。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二写道：“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袁衷等所记庭帏杂录下写道：“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这一则由于儒家的大肆宣传，再则由于佛教徒的广为征引〔一〕，三则由于颜氏后裔的多次翻刻；于是泛滥书林，充斥人寰，“由近及远，争相矜式”〔二〕，岂仅如王钺所说的“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三〕而已！
唯是此书，以其题署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于是前人于其成书年代，颇有疑义。寻颜氏于序致篇云：“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勉学篇云：“不忘诚谏。”省事篇云：“贾诚以求位。”养生篇云：“行诚孝而见贼。”归心篇云：“诚孝在心。”又云：“诚臣殉主而弃亲。”这些“诚”字，都应当作“忠”，是颜氏为避隋讳〔四〕，而改；风操篇云：“今日天下大同。”终制篇云：“今虽混一，家道罄穷。”明指隋家统一中国而言；书证篇“臝股肱”条引国子博士萧该说，国子博士是该入隋后官称〔五〕；又书证篇记“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这些，都是入隋以后事。而勉学篇言：“孟劳者，鲁之宝刀名，亦见广雅。”书证篇引广雅云：“马薤，荔也。”又引广雅云：“晷柱挂景。”其称广雅，不像曹宪音释一样，为避隋炀帝杨广讳而改名博雅。然则此书盖成于隋文帝平陈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其当六世纪之末期乎。
此书既成于入隋以后，为何又题署其官职为“北齐黄门侍郎”呢？寻颜之推历官南北朝，宦海浮沉，当以黄门侍郎最为清显。陈书蔡凝传写道：“高祖尝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对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唯陛下裁之。’高祖默然而止。”这可见当时对于黄散之职的重视。之推在梁为散骑侍郎，入齐为黄门侍郎，故之推于其作品中，一则曰“忝黄散于官谤”〔六〕，再则曰：“吾近为黄门郎”〔七〕，其所以如此津津乐道者，大概也是自炫其“人门兼美”吧。然则此盖其自署如此，可无疑义。不特此也，隋书音乐志中记载：“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云云。”而直斋书录解题十六又着录：“稽圣赋三卷，北齐黄门侍郎琅邪颜之推撰。”则史学家、目录学家也都追认其自署，而没有像陆法言切韵序前所列八人姓名，称其入隋以后之官称为“颜内史”〔八〕了。
在这南北朝分裂割据的年代里，长江既限南北，鸿沟又判东西，战争频繁，兵连祸结，民生涂炭，水深火热。于斯时也，一般之士子大夫是怎样生活下去的呢？王俭褚渊碑文写道：“既而齐德龙兴，顺皇高禅，深达先天之运，匡赞奉时之乐，弼谐允正，徽猷弘远，树之风声，着之话言，亦犹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晋，自非坦怀至公，永鉴崇替，孰能光辅五君，寅亮二代者哉！”〔九〕这是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写照。当改朝换代之际，随例变迁，朝秦暮楚，“自取身荣，不存国计”〔一０〕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甚于焉。他是把自己家庭的利益——“立身扬名”〔一一〕，放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他从忧患中着一条安身立命的经验：“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一二〕他一方面颂扬“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一三〕；一方面又强调“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舌灭，君臣固无常分矣。”〔一四〕一方面宣称“生不可”〔一五〕，“见危授命”〔一六〕；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难得”〔一七〕，“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一八〕。因之，他虽“播越他乡”，还是“腼冒人间，不敢坠失”〔一九〕“一手之中，向背如此”〔二０〕，终于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三为亡国之人”〔二一〕。然而，他还在向他的子弟强聒：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二二〕甚至还大颂特颂梁鄱阳王世子谢夫人之骂贼而死〔二三〕，北齐宦者田敬宣之“学以成忠”〔二四〕，而痛心“侯景之难，……贤智操行，若此之难”〔二五〕；大骂特骂“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二六〕。当其兴酣落笔之时，面对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二七〕，“往来宾主如邮传”〔二八〕者，吾不知其将自居何等？如此训家，难道像他那样，摆出一副问心无愧的样子，说两句“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二九〕，“小臣耻其独死，实有媿于胡颜”〔三０〕，就可以“为汝曹后车”〔三一〕吗？然而，后来的士子大夫们却有像陆奎勋之流，硬是胡说什么“家训流传者，莫善于北齐之颜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则为孝子，许国则为忠臣”〔三二〕。这难道不是和颜之推一样，无可奈何地故作自欺欺人之语吗？
颜之推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唐人崔涂曾有一首读庾信集诗写道：“四朝十帝尽风流，建业、长安两醉游；唯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三三〕我们读了这首诗，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颜之推；因为，他二人生同世，行同伦，他们对于“朝市迁革”〔三四〕所持的态度，本来就是伯仲之间的。他们一个写了一篇哀江南赋，一个写了一篇观我生赋，对于身经亡国丧家的变故，痛哭流涕，慷慨陈辞，实则都是为他们之“竞己栖而择木”〔三五〕作辩护，这正是这种悲剧的具体反映。姚范跋颜氏家训写道：“昔颜介生遭衰叔，身狎流离，宛转狄俘，阽危鬼录，三代之悲，剧于荼蓼，晚着观我生赋云：‘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民，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辞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玩其辞意，亦可悲矣。”〔三六〕他“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