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生存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生存
在中华先民的生活中，对诗意的追求是最显著的民族特征之一。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虽说它不一定真是产生尧舜时代，但它在先秦时代早已深入人心，且绝非仅为儒家一派所独自信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之言曰“诗以言志”，《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皆为明证。后人或以为“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不同的诗学观念，其实在最初，“志”与“情”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正如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所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到了屈原，便径以“抒情”为作诗旨趣。《九章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他用“情”字来概括自己的全部精神活动和心理状态，正与前文所说的“志”可以互训。由此可见，中华先民对诗歌的性质有着非常一致、非常明确的认识：诗歌是抒写人类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文本，与人生无关的内容在诗国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从表面上看，古人极其重视诗的实用价值，闻一多指出：“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神话与诗》）正因诗歌具有如此巨大的实用价值，孔子才会恺切周至地以学诗来教育弟子。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诗经》才得以跻身于儒学经典之列。 然而只要我们把关注的重点回归到作品自身，只要我们仔细考察那些作品的发生背景，那么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一部《诗经》，除了少数祈福禳灾的祭歌与歌功颂德的颂词之外，其余的都是“诗言志”的产品，而《诗经》的这种性质也就奠定了整个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方向，正如清人袁枚所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由《诗经》开创的这种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诗歌史，虽然后代的诗歌九流百派，千汇万状，但抒情总是其最根本的主流。抒情的性质必然包含超越实用功能的意义，南朝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得好：“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此语虽然本于《诗大序》，但显然更增强了超越的意味。正因如此，诗歌不但是先民们如实反映人生的工具，而且是实现人生超越的利器。
在中华先民看来，诗歌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有效方式。中华先民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路，擅长于借助具体的形象来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周易》的卦象、汉字的象形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具有偏重于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特征。先民们在追求真理时，往往不重视局部的细致分析，而重视综合的'整体把握；往往不是站在所究事物之外作理智的研究，而是投身于事物之中进行感性体验。如果说古希腊的智者追求的是逻辑分析的严密性，中华的圣贤却是以主客体当下冥合的直觉感悟为智慧的极致。在《庄子田子方》中，孔子赞扬温伯雪子说：“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显然，这种思维方式与诗歌的运思非常相似。试看孔门师生之间的一段对话：“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谢良佐评曰：“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故皆可与言《诗》。”（《四书章句集注》）这分明是运用诗歌作为思考以及讨论学问的手段，因为诗歌更有利于通过具体情境的描述来领悟普遍的抽象道理。
先民们还认为诗歌是人们表达意旨的有效方式。先民们早就认识到，事物的规律即“道”是精微玄妙的，是难以言传的。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的观点如出一辙。孔子经常用诗歌般的语言来表达思想：“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期夫！不舍昼夜。’”道家更是如此，一部《庄子》，全文优美如诗，例如：“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又如：“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中包蕴的人生哲理，既深刻精警，又生动易懂，分明是得益于诗化的表达方式。
从表面上看，中华先民的思维方式及表达方式在逻辑性和明晰程度上都不如古希腊哲学，似乎是一个缺点。其实不然。西方现代哲学已经证明，人类永远无法用明晰的分析语言来说明深奥的真理，也永远无法通过逻辑性的形而上学思考来把握人生的真谛。在这方面，早熟的中华文化倒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好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那便是诗歌。清人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他又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原诗》）因为诗歌的性质是文学的而非逻辑的，诗歌的思维方式是直觉的而非分析的，诗歌的语言是模糊多义的而非明晰单一的，诗歌的效果是整体的而非局部的，诗歌的意义是意在言外而非意随言尽的，所以它更能担当起思考并理解人生真谛的重任。西方文化要等到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才通过阅读荷尔德林的诗歌领悟到诗性语言的重要性，而中华先民却早已在人生实践中独得圣解。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上即将饿死时，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孔子临终时，作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除了诗歌以外，还有什么语言形态可以更简洁、更完整地表达他们对命运的深沉慨叹和对人生的深刻体认？如果没有长留天地之间的光辉诗篇，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和飘泊江湖的少陵野老何以在千秋万代的人民心中获得永生？
然而，虽然中华的先民早就创造了富有诗意的生存方式，华夏大地在整体上就是诗意生存的乐土，但是无庸讳言，我们已经在物欲腾涌、人心狂躁的现实中沉溺太久，已经失去了像先民那样沉着、从容地领悟人生真谛的能力，对他们的诗意生存方式也已恍若隔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继承这份宝贵遗产呢？
得益于汉字超强的表达功能和稳固性质，中华先民的事迹及心迹相当完好地保存在古代典籍中，今人解读起来也没有太大的障碍。由于先民的思维在整体上具备诗性智慧的特征，所以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中都保留着先民诗意生存的印迹（参看傅道彬《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都应进入我们的阅读范围。但是最重要的阅读对象当然是古典诗歌，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一部中国古代诗歌史。因为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的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廈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原诗》）读诗就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什，古人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先民心态的最佳途径。读者或许会有怀疑：难道古诗中没有虚情假意或浮夸伪饰吗？当然有，但是那不会影响我们的阅读。金代的元好问曾讥评晋代诗人潘岳：“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三十首》之六）的确，潘岳其人热衷名利，谄事权贵，竟至于远远地望见权臣贾谧的车马即“望尘而拜”。可是他在《闲居赋》中却自称“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这样的作品，怎能取信于人！与潘岳类似的诗人在古典诗歌史上并不罕见，例如唐代的沈佺期、宋之问，宋代的孙觌、方回，明代的严嵩、阮大铖，皆是显例。但是此类诗人尽管颇有才华，作品的艺术水准也不弱，毕竟流品太低。除非用作学术研究的史料，他们不会进入现代人的阅读视野，更不是我们要想向读者推荐的阅读对象。至于那些一流的诗人，则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古人著述，本以“修辞立其诚”为原则，并明确反对“巧言乱德”， 更不要说是以言志为首要目标的诗歌写作了。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说诗晬语》）薛雪也说：“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欬，一挥一洒，必有过人处。”（《一瓢诗话》）我们要向读者推荐的正是那些具有第一等襟抱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必然是第一等真诗。他们敞开心扉与后代读者赤诚相对，读者完全可以从诗歌中感受诗人们真实的心跳和脉搏。
中国诗歌史的源头是《诗经》，《诗经》真切生动地体现了古人的生活状态和人生态度，从而具有永远的阅读价值。《诗经》以后的诗歌史百派九流，千汇万状，而且波澜迭起，名家辈出，在人生态度和作品境界两方面都对后人有巨大影响的第一流诗人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
屈原是诗国中绝无仅有的一位烈士，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大诗人，他的作品与《诗经》并称，被誉为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他高尚伟岸的人格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永久的典范。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生生死死忠于祖国，最后自沉汨罗以身殉志。他以高洁的政治品格傲视着群小，他以高远的人生追求拒绝了尘俗。屈原以自沉的激烈方式结束了肉体的生命，却在精神上获得了永生，从而实现了人生的伟大超越。
陶渊明是诗国中最著名的隐士，他生逢晋宋易代的乱世，一生平淡无奇，做过几任小官后便辞职回乡，隐居终老。他的作品内容朴实，风格平淡，并不以奇情壮采见长，当时几乎没有受到文坛的注意。但是陶渊明身后的声名却与日俱增，最终成为受到后代士人无比敬仰的文化伟人。原因在于，当别人争先恐后地趋附权势与财富，整个社会弥漫着虚伪、浮躁的风气时，陶渊明却以真诚、狷介的品格鹤立鸡群。陶渊明在历史上树立了一个安贫乐道、廉退高洁的典型，其意义在于，他用实际行为阐释了平凡人生的意义，证明了与功业建树毫无关系的平淡人生也可以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也证明了朴素乃至贫寒的平凡生活也可以具有浓郁的诗意。
李白是诗国中独往独来的一位豪士。他天性真率，狂放不羁，充分体现了浪漫乐观、豪迈积极的盛唐精神。李白的思想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绝不局限于某家某派。他决不盲从任何权威，一生追求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意志。李白的诗歌热情洋溢，风格豪放，像滔滔黄河般倾泻奔流，创造了超凡脱俗的神奇境界，包蕴着上天入地的探索精神。李白的意义在于，他用行为与诗歌维护了自身的人格尊严，弘扬了昂扬奋发的人生精神。多读李白，可以鼓舞我们的人生意志，可以使我们在人生境界上追求崇高而拒绝庸俗，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解放而拒绝作茧自缚。
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典型的儒士。他服膺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以关爱天下苍生为己任。杜甫生逢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关头，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动荡时代，时代的疾风骤雨在他心中引起了情感的巨大波澜，他用诗笔描绘了兵荒马乱的时代画卷，也倾诉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沉郁情怀。杜甫因超凡入圣的人格境界和登峰造极的诗歌成就而被誉为中国诗歌史上惟一的“诗圣”。杜甫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穷愁潦倒的一介布衣，平生毫无功业建树，却名至实归地跻身于中华文化史上的圣贤之列，从而实现了人生境界上跨度最大的超越。杜甫是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命题的真正实行者，他永远是后人提升人格境界的精神导师。
苏轼是诗歌史上最称名实相符的居士。一方面，他深受儒家淑世精神的影响，在朝为官时风节凛然，在地方官任上则政绩卓著。另一方面，他从道家和禅宗吸取了离世独立的自由精神，形成了潇洒从容的生活态度。苏轼一生屡经磨难，曾三度流放，直至荒远的海南，但他以坚韧而又旷达的人生态度傲视艰难处境，真正实现了对苦难现实的精神超越。苏轼热爱人世，他以宽广的胸怀去拥抱生活，以兼收并蓄的审美情趣去体味人生，他的诗词内容丰富，兴味盎然，堪称在风雨人生中实现诗意生存的指南。
辛弃疾是诗国中少见的雄豪英武的侠士。他本是智勇双全的良将，年青时曾驰骋疆场，斩将搴旗；南渡后曾向朝廷提出全面的抗金方略，雄才大略盖世无双。可惜南宋小朝廷以偏安为国策，又对“归来人”充满疑忌，辛弃疾报国无门，最后赍志而殁。辛弃疾的词作充满着捐躯报国的壮烈情怀，洋溢着气吞骄虏的英风豪气。他以军旅词人的身份把英武之气掺入诗词雅境，遂在词坛上开创了雄壮豪放的流派。多读辛词，可以熏陶爱国情操，也可以培养尚武精神。那种为了正义事业而奋不顾身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人生境界的超越。
上述六位诗人，其遭遇和行迹各不相同，其诗歌创作也各自成家，但他们都以高远的人生追求超越了所处的实际环境，他们的诗歌都蕴涵着丰盈的精神力量。孔子说“诗可以兴”，朱熹确切地解“兴”为“感发志意”（《四书章句集注》），王夫之对“兴”的作用有更详尽的解说：“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歌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俟解》）读诗，阅读上述六位诗人的好诗，一定会使我们从浑浑噩噩的昏沉心境中蓦然醒悟，一定会使我们从紫陌红尘的庸俗环境中猛然挣脱，从而朝着诗意生存的方向稳步迈进。